借车给人反被诬陷为犯罪主谋，辩护律师还其清白 ——凌X合同诈骗案
案情简介
2004年的一天，李某以“借车代步出趟远门”向凌X借车。随后，李某联系其同伙李X华，携带着各种假证照，开着凌X的车来到凭祥，在凭祥汽车站注册跑运输。不久，李某与货主段XX约定帮其将一批八角运到山东滕州，其后人、货两消失，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对李某判刑。因李某向警方指控凌X才是此次骗局的主谋，运货卡车也是他提供的，凌X遂在家中被抓捕，后被以合同诈骗的罪名提起公诉，一审法院判决罪名成立，凌X被处有期徒刑十年的刑罚。
辩护思路
公诉机关对凌X的有罪指控，主要靠李某的供述、被害人方面的指认，但这两块的证据都存在很多问题：李某2004年海南受审时，确实指称凌X是共犯，但到2006年广西公安去向其问话时（其已在服刑），李某又说之前自己是诬陷凌X的，见其无辜受牵连，良心不安，遂决定说出真相。李某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自主、自愿的改变供述，辩护人认为可信度较高，再加上本案的其他证据确实疑云密布，根本无法还原一个清晰的、唯一的法律事实，为了无辜的人免于无妄之灾，辩护律师坚持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。
判决结果
案件经历了一审、二审、发回重审，在发回重审的一审程序中，公诉机关终于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，做出了对凌X撤诉的决定，一审法院裁定同意准予撤诉。至此，凌X的蒙冤得以昭雪，免除了10年的牢狱之灾。
辩护词
凌X合同诈骗案二审辩护词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，并征得其本人同意，指派我担任凌X的二审辩护人。辩护人经过详细阅卷、调查分析后认为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凌X合同诈骗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。一审判决仅凭现有证据认定凌X有罪，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，不符合我国刑事法律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凌X无罪。
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，辩护人首先恳请法官正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“无罪推定”、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，并真正适用这一原则来裁判本案。“无罪推定”应当这么理解：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，在人民法院作出终局裁判之前，他都被推定为无罪；公诉机关的任务是用证据来证明其有罪；在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，则不能推翻无罪推定，原来的“无罪推定”也就会转化为“无罪的判定”。这里的“罪行的证明”，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。任何一个案件，完全再现案件发生的情况是不可能的，只能用现有的证据材料组成一个证据体系，来推测当时的情况，即通常所说的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。并且，从这一链条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唯一的、排他的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说该案的证据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。
像本案这样，公诉机关要证明凌X与李某系共同犯罪，必须用确实、充分的证据证明：在达成合同诈骗共谋的情况下，凌X和李某实施了如下行为，即本案待证的关键事实至少应包括以下环节：
第一个环节：2004年2月16日，凌X和李某驾驶涉案卡车来到凭祥。（预备阶段）
第二个环节：2004年2月17日上午，凌X和李某使用各种假证照，骗取了凭祥汽车站货运信息部以及被害人段剑权等人的信任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，自愿的交出财物。（实施阶段）
第三个环节：2004年2月17日的剩余时间，凌X和李某实施了装载被害人货物、并与被害人签订运输合同的行为，完成了合同诈骗的全过程。（实施并完成阶段）
第四个环节：凌X和李某驶离凭祥后，并未开往合同目的地——山东腾州，而是开往其余地点销赃。（销赃阶段）
但是，本案的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，既无法确凿的证明凌X参与了上述任一环节，也无法确凿的证明凌X与李某在事前或事中达成过犯罪的合意，也就是说，犯罪客观方面、主观方面这两大构成要件，公诉机关都不能确凿的证明。依这样的证据，根本不能将凌X定罪。具体辩护意见如下：
一、缺乏最关键的直接证据证明凌X参与了犯罪。
（一）没有凌X的有罪供述。
1、任何犯罪，最关键的直接证据当然首推被告人自己的有罪供述。有了有罪供述，证明犯罪四大构成要件的基本证据就都有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有些办案人员甚至将这种供述视为“证据之王”，以致不择手段的获取此类供述。鉴于我国刑事司法任务的繁重、复杂，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，辩护人倒也认同被告人自己的有罪供述是定案的最关键证据之一。
2、但是，本案中凌X并不承认自己有罪。其陈述：其绝对没有到过本案现场，绝对是被冤枉的；案发前其正与妻子闹离婚，根本无心跑运输，就将涉案卡车租给李某用；李某在凭祥的所作所为其并不知晓，更未参与其中。
3、而且，本案中也没有可供采信的凌X的有罪供述。凌X的所谓“认罪供述”只有两份：2005年9月15日的那一份，只有一名侦查人员进行问话，程序违法，不能采用；2005年10月4日的那一份，供述的内容前后矛盾，也不能采用。也就是说，凌X的有罪供述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一审判决业已正确的认定了这一点。
（二）缺乏“共犯”的指控。
1、对于共同犯罪而言，最关键的直接证据当然少不了共同犯罪分子之间的相互指控。没有这种指控，即使再有一百个旁证的指认也是依据不足的，否则，要冤枉一个人岂不太容易了？
2、而本案唯一的“共犯”李某没有指控凌X参与犯罪。他在2006年3月27日公安机关对其做的《讯问笔录》中说：凌X并未参与本案，其当时在和老婆闹离婚，出于信任，就将涉案卡车借给自己开，而自己暗中搞了假车牌，伺机行骗，但凌X对此毫不知情；本案是自己和李保华做的；因为车是凌X的，自己被抓后，为了推卸责任，就把凌X牵扯进来；自己对不起凌X，不想再害人了，所以澄清凌X不得参与作案的事实。李某在2006年6月14日律师所做的《调查笔录》和给一审法官的情况说明中，亦做了类似的表述，一再表示其原来是有意冤枉凌X，害得凌X人财两空，自己现在深受良心谴责，所以决定说真话。
3、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李某的上述陈述，无非是认为李某被判刑后的供述与前供不符，属于“翻供”的性质，所以不能采信。辩护人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而且错误的。与一审法院的观点恰恰相反，辩护人认为，仅就供述本身而言，本案应当采信李某判刑后的供述（以下简称“后供”），而不应采信其在海口案中的供述（以下简称“前供”），理由如下：
李某的后供比前供真实可信。“翻供”不能一律视为坏事，既然“翻供”，则原供和现供总有一个虚假，推翻虚假的供述对案件的真实情况的确定反有好处。法院需要做的，是从以下角度对翻供进行审查，看其是否真实可信：
①翻供的审查，应注意查明被告人原供的动机和条件。被告人将罪责尽可能的推脱到在逃的同案犯身上、甚至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人来做替死鬼，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。2004年李某被捕后，在凌X没有归案的情况下，李某“揭发”凌X、并尽量将凌X“描绘”成主犯，这对于自己的定罪量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因此从原供的背景和动机分析，李某当时的供述肯定有相当大的水分，不可一味采信。事实上，从当时的笔录中，可以清楚看出李某供述时避重就轻、闪烁其辞甚至明显说谎的态度：比如其断然否认其有前科，但经审理查明其1998年就曾因诈骗罪被判刑，2000年9月才获释；又比如，他在笔录中一直把自己描述成什么都不懂、只是听使唤的小角色，而凌X则几乎包办所有关键事务；自己跟凌X跑了这么长时间、这么多路、骗了两单（总值50多万元），才得了1600元。从人情常理分析其上述供述内容：凌X是“初犯”，李某是有诈骗前科的累犯，这种老江湖倒过来给新手做马仔，而且分得的钱少得可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供述内容不合情理，就足见其虚假。李某的原供明显意在将责任往凌X身上推！正因为如此，海口案的判决在凌X尚未归案、涉及凌X的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互相对质、充分核实的情况下，并没有对涉及凌X的部分作出认定，而且也没有听信李某关于自己是从犯、作用较小的辩解，没有对李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仍然按照其所犯的全部罪行进行正常判处。因此，李某的前供（主要指涉及凌X的部分）并不能当然的拿过来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，而仍然需要重新审核认定。
②翻供的审查，还要注意其翻供时机和阶段，是否受他人的教唆等。2004年李某被捕、服刑后，凌X与其一直没有联系，不存在收买、串通的问题而且现在李某已经被判刑15年，与凌X已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说假话，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而良心的长期受折磨可能比什么都痛苦；且说出真话也不会再加重自己的刑期（因为海南案中其并未从推卸责任给凌X中得到任何好处）；既然如此，无论是从“人性本善”的角度、还是从“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”的角度去分析李某现在的供述，都可以确定其现供是良心发现后的肺腑之言。而且，李某的后供是公安人员讯问取证在先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于后，这就排除了他人诱供的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某仍然坚持凌X无罪的说法，也足见其现供的真实性。
③综上，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什么理由不采信李某判刑后的、同样是由侦查人员取证的、程序合法的供述。
4、抛开李某“翻供”合不合理不论，仅就法理而言，仅就证据的形式而言，李某在海南案中所做的不利于凌X的供述也不能直接用作本案的定案证据，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问题。一个案件判决生效了，不等于该案中所有的证据就拥有毋庸置疑的证明力。如果可以这样，那干脆将所有的共同犯罪案件都拆开来审：对某个被告人的判决生效了，那他所说的话全部可以拿来做对其余同案犯的指控，无须对质、核查，就拥有完美的证明力。这能行吗？显然不能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海南案判决书对涉及凌X的部分并不论述，而只认定“李某如何如何”。因此，从法律程序上来说，海南案中海南公安机关对李某所做的《讯问笔录》，不能直接用做本案的证据；本案中如果要李某做证人，就必须重新取证，这个证据就是前述2006年3月27日凭祥公安机关对李某所做的《讯问笔录》，而该笔录证实凌X是无罪的。
5、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，无论是从实体内容上、还是证据形式上，本案都应当采信李某判刑后的供述，而不应采信其在海口案中的供述。尤其是从诉讼程序上说，2006年3月27日凭祥公安取的《讯问笔录》才是本案的证据，李某在海南案期间的供述不能直接取用。因此，无论一审法院如何选择，都只能得出“凌X没有参与本案”结论：因为如果选李某在海南案的供述，则其在程序上（证据形式上）就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，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就视同为该供述不存在，不能证明凌X有罪；如选2006年凭祥公安及辩护律师取的笔录，则该两份笔录证明凌X无罪。
二、现有的所谓直接证据不确凿。
目前公诉机关拿出来指控凌X的核心证据就是段XX、郭XX、刘XX三人的指认。但辩护人认为，该三人的陈述和辨认存在诸多疑点，而存有疑点的证据当然不是确凿的证据。理由如下：
（一）对凌X相貌特征的描述不正确；辨认的真实性值得怀疑。
1、凌X体态偏胖，整个人显得很壮实，绝对不会给人“瘦”的感觉；而且其一直蓄有浓密的络腮胡。但是，段、郭、刘三人均称那另外一个司机“瘦瘦的”，且没有一个人提到“络腮胡”的特征。虽然说人可以变胖变瘦（实际上凌X的体型未有过重大变化）；但在南方人中，蓄络腮胡的青年男子却是很少的，这么一个明显的、突出的特征，这三人却没有一个能够描述出来，这就很不正常了；
2、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 条规定，辩认前应当先做陈述。但本案中段、郭、刘三人的辨认和陈述是同时进行的，涉嫌程序违法，是为疑问一（见案卷P63—75）；而且三个人的辨认是在同一天（2005年10月9日）的下午一个接一个的进行的，是为疑问二；公安人员虽然选取了12个男子的头像照片供辨认，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公安人员并没有选取一定量的具相似特征的照片，相反在这12张照片中突出了凌X一个人的特征——12个人中只有凌X一人是光头。而且分别给段、郭、刘三人辨认时，照片的排序没有任何变化，是为疑问三。
3、该三人对凌X相貌特征的描述都很粗略，但时隔1年8个月后（2004年2月案发，2005年10月才辨认）却能一眼认出凌X，这种现象太不正常。综上原因，辩护人认为该三次辨认不排除有人提示或者相互串联的可能，不能确保辨认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。
（二）段XX陈述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。
1、本案是2004年2月17日发生的，4、5天后，货物未到滕州，段XX觉得不对劲，就向公安报了案。这时案件才发生不到10天，人的记忆应当很清晰，对具体的过程、相关的细节应当记得很清楚。但是，在最刚开始的三份报案材料中（2004年2月24日的《关于二月十七日装一车干八角的事实经过》一份，案卷P77—79；2004年2月26日的《询问笔录》两份，案卷P39—44），段XX根本没有提到司机有两人，只提到李某。尤其是2004年2月26日10时10分至12时6分的《询问笔录》（案卷P39—42）中，提到“司机李某”这个词4次，却没有提到他人，且从其语意中也看不出有另一个司机的存在；描述相貌特征也只描述了李某的。难道当时有两个“骗子司机”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段XX都能忘记吗？
2、2004年3月5日李某在玉林被抓，为推卸责任，李某把凌X拉了进来，说凌X当时和自己在凭祥诈骗，当天，凭祥公安对李某做了笔录。于是不久后，段XX的笔录中开始出现了第二个司机——凌X（见其2004年3月17日8时40分至10时05分的《询问笔录》，案卷P45—49），段XX说：当天上午8点钟左右其去李XX办公室，在那里“我即见到两位司机”（第2页，P46），经李XX介绍，“我认识了一个自称李X平的司机”。另一个姓名不详，年龄在25岁左右，身高约1米7，人也偏瘦。“这样李XX即拿两人的驾驶证、行驶证、养路费税据、身份证去复印留档。我即带两位司机去装货。”（第3页，P47）。段XX刚报案时把另一个司机忘得一干二净，等公安取证回来后，才想起：“哦，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司机”，这是不是太蹊跷了呢？
3、段XX健忘也不要紧，我们结合无利害关系第三人的证词，就可以显示出其改口说有“两个司机”是在说谎。如上一点所述，段XX称当天上午其去到服务部李XX办公室时，在那里“我即见到两位司机”，而且李XX还拿了该两人的驾驶证、行驶证等去复印留档。但事实是：
①留档的资料至今只有李某一人的，而没有凌X的；
②李XX证实，他只见过一个司机即李某，也只复印了李某一个人的资料：他说自己当天帮姓段的老板介绍了一个司机拉八角去山东；在回答“李某去到服务中心，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别人去”时，他回答“一个人去”（均见其2004年3月18日15时40分至16时30分《询问笔录》，案卷P60—62）。
③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许XX也只见过李某（见其2004年3月18日15时30分至16时20分《询问笔录》，案卷P57—59）。
4、综上所述，案发过程中到底有几个司机，段XX对此是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的。其证词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。
三、现有的所谓直接证据不充分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6条规定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陈述，证据充分确实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”辩护人承认，即使没有被告人自己的有罪供述，但其他证据充分、确实的，同样可以认定该被告人有罪。但是，首先，本案中的“其他证据”并不确实（如前所述），其次，这种不确实的证据在“量”上也不充分，不足以确凿的证明凌X到过现场、参与犯罪。理由如下：
1、本案中要证明凌X参与犯罪，实际就是要证明案发时与李某在一起的另一个司机就是凌X。但依照目前公诉机关的证据，是无法确知是否有第二个司机，或者第二个司机肯定是凌X的。辩护人认为要确认一个人，至少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资料互相印证：①同案被告人的指控、确认；②确凿无疑的客观证据（如合同上的亲笔签名、相片、证照、录音录像资料等）；③被害人的指认；④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证实。
2、而目前公诉机关能拿出来指控凌X的证据极不充分：没有同案被告人的指控；没有客观证据；没有无利害关系第三人的证实。其所谓的直接证据也就是段XX、郭XX、刘XX三人的指认，但辩护人认为仅凭这三人的指认是不够的，理由如下：
①该三人的证词本质上都属于被害人陈述。因为案卷材料反映出，涉案的八角果分属郭XX、刘XX、冯XX等人，段XX、马XX只是以货物总代理商身份出面买卖，本案的发生，对郭XX、刘XX等人亦造成了实质的损害，因此该三人的笔录都属于被害人陈述。
②段、郭、刘三人被害人的身份，决定了他们很难非常客观的陈述相关事实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，证人必须是案件的“第三人”而非当事人，一般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。“这是证人客观、公正的就案件事实作出陈述、确保证人证言证明力的重要因素，也是我们不把被害人当作证人的重要理由之一，如果在同一案件中，既作当事人，又作证人，将导致抹杀证人与当事人的根本区别”（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、公安部法制局联合出版的《公检法办案指南》2005年第6辑第131页，附件1）。
3、也就说，本案只有被害人指控凌X参与犯罪，而没有纯粹的证人证实凌X参与犯罪（相反，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应当是服务部的李XX、许XX等工作人员，而他们都没有指控凌X）。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，刑事案件绝不能但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将就将被告人定罪，否则极易“三人成虎”。
4、而且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被害人指认，也最多只能表明凌X曾经在现场，但却无法证明其主观方面的参与共谋。如前所述，没有凌X的有罪供述，没有2003同案犯李某的有效指控，公诉机关有什么证据证明凌X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呢？
四、本案的其他疑点。
1、李某供认有销赃处，为什么不追查？
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，李某被判刑后的供述更真实可信，这种分析是辩护人在行使辩方提出合理怀疑、破除控方证据链的权利；而控方，本来可以把证据做得扎实、无懈可击，即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求证李某前供（在海南案的供述）的真实性，而否定其后供（被判刑后供述）的真实性。实际上，在存在两种不同供述的情况，侦查机关更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取证，以供人民法院判断两种供述孰真孰假。但遗憾的是，本案的侦查机关没有做这一基本的工作。比如李某前供说凭祥的八角是凌X单独拉去广州卖掉的（见其2004年3月5日9时57分至16时10分海口公安对其做的《讯问笔录》第5页）；后供则说凌X没有参与犯罪，八角是自己卖给湛江的黄姓“阿明哥”，还说该人在湛江有铺面，是搞药材的（见其2005年3月27日16时07分至17时40分的《讯问笔录》第3页）。这样重要的线索公安机关为什么不追查？如果追查有结果了，那么哪份笔录真、哪份笔录假？谁有罪、谁无罪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
2、李某供认另一个司机是李X华，有其地址，有其相貌特征，为什么不追查？
李某的后供称与其去凭祥的是李X华，广西陆川县珊瑚镇某农场人，40岁左右，身高约1米八。有具体的姓名、特征，搜索的范围又相对较小（一个镇的人口能有多少？），公安机关为什么就那么不情愿查证这个李X华的存在呢？
3、李X平到底是谁的朋友？
李某在海南案的供述称李X平是凌X的朋友，凌X则说自己不认识李X平？为什么公安人员不向李X平询问此事？看看他到底认识谁？控方是不是怕查出来凌X根本不认识李X平，从而使得李某原来指控凌X的供述更不可信？
4、为何不让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李XX、许XX等人辨认凌X？是不是怕他们直接说没见过此人，从而使得段XX所说的凌X去过汽车站服务部的陈述更不可信？
由上可见，一审的定案证据疑点非常多，而辩护人始终认为，有疑点的证据就不是确凿的证据；在合理怀疑不能排除的情况下，轻易采信这些证据，往往会出现冤案。近日，《南国早报》刊登了一篇报道《重庆一青年无辜坐牢265天——轻信犯罪嫌疑人口供，当地公检法部门疏忽大意使离奇错案发生》（2006年8月21日第33版，详见附件2），报道中的青年罗玉明，没有参与犯罪，甚至连犯罪地都没有到过，仅仅是因为另一犯罪嫌疑人的胡编乱造，把他牵扯了进来，而他又被侦查人员屈打成招，在其余证据不充分且疑点很多的情况下，一审法院无视罗玉明住所地50多个村民联名出具的罗玉明案发时不在场的证明，盲目采信犯罪嫌疑人的口供，认定罗玉明有罪。但二审法院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，认为原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，改判罗玉明无罪。这个案例再次提醒我们：“刑事定案证据要确实、充分”不是一句门面话、套话，而需要我们司法工作者在每一个案件里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落实，因为一个小小的大意、疏忽，可能就会让一个无辜的人付出很多。依本案这样证据，如果认定凌X有罪，有朝一日李X华归案，承认本案其实是其与李某实施的，那么，我们做出凌X有罪判决的法官们又如何自处呢？
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本案的证据既不确实，也不充分，无法确凿的证明凌X与李某有共同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，也无法确凿的证明凌X有参与犯罪的客观行为。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改判凌X无罪。
以上意见，供合议庭参考。
辩护律师：韦荣奎
